图为60年代，王义方跟医院同事开荒劳动。（照片由本人提供）

70年代，王义方跟医院同事合影，后排左三为王义方，前排左一为王义方夫人李宜男。（照片由本人提供）

冬日，藏北大地，被匆匆而过的雪花覆盖着，像给早已干枯的杂草涂上了防晒霜，在亲昵的阳光下弥漫着灼人的温暖。几处慵懒的牦牛立在纯净的雪地里，不时拱开一层层雪褥，露出干灰的砂砾地面，捡拾起零散的几束枯枝败叶，卷进嘴里慢慢咀嚼。星落着的牦牛抬起头，望望远方，几十平方公里的平坦旷野上，小鸟还是没有飞来，连影子也没有，想必今天他们会在被窝里待一天。这些等待的牦牛们啊，注定要孤单地度过毫无生趣的一个白天了。顽皮的牦牛用鼻子拱起一堆雪，又拱起一堆雪，实在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却突然望见，远方似乎有一人一马正慢腾腾的走来。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穿着两个月都没有洗过的白大褂，扯紧的缰绳背在肩上，隐没在棉衣的褶皱里。远远看去，像一根斜立着的灰黑色柱子，似乎要倒向前方。后面跟着的那匹马，似乎还没有睡醒，无精打采晃晃悠悠地挪着，背上驮着的深红色木箱子还有箱子侧面中间白色的十字图案，在马背白色的鬃毛映衬下格外耀眼。马，已经两天没有草料了。人，两天来也只是喝了雪水，吃了点黄豆。

图为1958年6月，彭德怀签署的准予王义方转业的证明。（照片由本人提供）

王义方夫妇跟格办人员合影，右二为王义方，左二为王义方夫人李宜男。

这个人，名叫王义方，是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职工医院一名普普通通的医生。他在办事处医院39年的行医生涯里，心里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看病”。当初，他的父亲王会宾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希望他义薄云天、远扬四方，故名义方。没想到他真的做到了，只不过是行医四方。

让我们一起走进王义方的“看病”人生。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王义方，祖籍河南开封，1933年出生。在家排行最小，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从小聪慧，喜读书，深受长辈们喜爱。曾祖父王曾彦，出身于官宦之家。年幼时家道中落，十多岁就外出经商。喜爱钻研科学，尤其对机械独有所好。曾参与京汉路的初测和创办山西省机械局，40岁时，谋就山西省机械局总办之职。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离乱中家产荡然无存，因长于机械，应邀任大沽造船所（今天津新河船厂前身）总办。祖父王桐生，子承父业，一直经商，家庭经济比较稳定，属当时的殷实之家。曾赴日本考察游历，看到日本经明治维新国势强盛，印象深刻，并影响到其对子女的教育。父亲王会宾，在8兄妹中排行第一，从小家教颇严，一直以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等许多古人勤学故事为榜样，把“从小就要学习本事，长大自食其力，为社会做事”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1928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院工学硕士学位，随后担任美国西屋公司工程师、胶济铁路机务处工程师、北洋大学电机科教授、津浦铁路天津机厂工程师，并兼任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教授。后一直在开滦矿务局工作，并先后任开滦煤矿机电处副处长，设计处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北京煤矿设计院开滦分院副总工程师。他研制的装煤机曾在全国技术革新展览会上展出，他本人曾应邀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五一”观礼并受到朱德同志接见。可以说，王会宾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卓越代表。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王义方自小就懂得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重要性，一直都保持着白天苦读、晚上思考、梦中惦着的学习习惯，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48年，王义方沿着父亲的足迹，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只是与他父亲王会宾搞科学研究不同的是，王义方有一个医生梦想，像孙中山、鲁迅那样，去学医，去为广大的国人看病，去救死扶伤。1951年9月，王义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燕京大学生物系医予组，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开启了8年的学医生涯。1953年，因为学院调整，王义方被调至南京第五军医大学学习。后来，南京第五军医大学和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合并，王义方又前往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学习，并于1958年6月毕业。至今王义方还放着那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毕业证书，上面还有校长曾育生、政治委员刘庆珊的印章呢。还有一个证书，王义方也特别珍藏着，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军官兵役证，上面有他被授予军医少尉的军衔。

1958年6月9日，为加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发了王义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军人证明书，准予他转业。接到转业证书的那一刻，王义方落下了泪水，他舍不得离开那些孜孜不倦教诲自己的师长们，不忍心离开那些朝夕相处、共同研习医学知识的同学们，还有熟悉的教室、校园里苍翠的落叶松，都让他难以割舍。当时，为了保障青藏公路过往人员的健康安全，学校安排他们同班6人，共同去青藏公路管理局卫生所工作。接到通知后，王义方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王会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他的学识和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都有了飞跃发展，对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美国西屋等一些大公司都很想留住他，据为己用。当时，正是中国现代史上内忧外患交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王会宾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是，怀着对祖国的眷恋和对家人的思念之情，抱着满腔的报国热忱，谢绝了公司的一再挽留，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和安逸舒适的生活条件，于1928年毅然返回苦难深重的祖国，立志要将自己所学知识贡献给国家。

王会宾的家国情怀，一直是王义方最引以为傲的事情，但现在面对自己的去向，王义方有些踌躇了。亲人们很想他回北京，王义方也想跟哥哥姐姐团聚，享受他们的关爱，但心里总感觉又有什么东西堵着一样，让他呼吸不畅、心情烦躁。王义方给父亲写了封信，诉说了心中的不快。王会宾很快就回了电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王义方没再犹豫，背上自己简单的行囊，直接奔赴那个西部小城格尔木。从西安，经宝鸡、兰州、西宁，过香日德，最后到达格尔木，王义方才知道什么叫行路难，汽车的颠簸不说，仅时间就耗费了半个来月。到了格尔木，王义方对父亲的理解更为深刻了，如果没有一颗坚定的心，父亲又是如何远渡重洋，走完回家的那十万八千里路途呢？只不过父亲那次是东归，而自己这次却是西行。

如果能吃上萝卜丝咸菜该多好啊

1958年6月底，王义方一行8人，到达格尔木，入职青藏公路管理局卫生所。那时的格尔木，很多人都称呼“噶尔穆”，就连王义方在1959年元月份办户口调入，户口本的发证机关都是青海省噶尔穆市公安局河西派出所。那时候，格尔木市是没有什么好房子的，大多数都是地窝子和土坯房，好一点才是平房，最好的就是慕生忠将军办公的那栋楼房。王义方和同行的5个男同学，分到了一间“半地窝子”，房子整体建在地下面，只有窗户开在地上。青藏公路管理局卫生所当时就一个科室，不论是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医生都在一起办公，医院人员也不多，包括勤杂工在内才五六十人。西北西藏工委考虑到青藏公路通畅需要，为了充分保障过往人员的生命安全，还是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于1957年修建了青藏公路管理卫生所医院大楼。大楼有三层，中间是步梯，两侧是倾斜的陡坡，供医院拉运东西使用。

1958年8月，兰州军区第三疗养院天水疗养基地，从院长到医师、护士、X光大夫，包括厨师七八十人，集体转业青藏公路管理局卫生所。随着人员增多，尤其是服务青藏公路的职能更加明确，8月份，青藏公路管理局卫生所更名为青管局职工医院，同时医院大楼也正式启用。由于没有自来水，职工和病人用水，就需要全院职工挑水保障，而生活废物，也同样需要挑下楼。大楼也没有暖气，全院职工就早早打很多煤砖，晒干了搬上楼，供冬天采暖使用。原本全院人员盼望着早早住进大楼，现在他们住进去后才体会到了诸多不便，于是他们就相互戏称着“住洋楼、受洋罪”。

由于青藏公路管理局职工医院不断壮大，而且去藏北又相对方便，所以西藏卫生厅就常常安排职工医院的医生护士去那曲农牧区巡诊，为广大牧区民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王义方是医院里面下乡次数最多的那个，几乎次次都有他的身影，而最令他难忘的是1960年冬到1961年夏天的那次下乡巡诊。

这是王义方第一次下乡。

藏语，王义方不会说，但他不害怕，反正只是给牧区群众看看病，只要医术高超、医到病除就行，能不能交流只是次要的。骑马，王义方也没有学过，可他同样不怕，心里觉得那同样是简单的事情，值不得大惊小怪。可当王义方牵着马，走在藏北安多县的草原上，他才知道会骑马对一个来草原义诊的医生有多么重要，也包括藏语学习。广袤无垠的草原上，尤其是冬天，老鼠最是猖獗，肆无忌惮地到处找吃的，原本平整的地面被它们挖的千疮百孔，到处都是深洞。人走在上面，倒是没什么，但马奔走着，就常常容易踏进去，尤其是前蹄，一旦踏进去基本都会跪倒在地上，然后在惯性的作用下，向前翻滚。马，一般都会自我保护，通过翻滚轻易就卸去了冲击所带来的伤害，而骑在马背上的人却遭罪了。那些熟练的骑马人还好，能够顺势翻滚，一般不会有什么伤害，而那些不熟悉的人，一旦从马背上摔下来，常常会皮青脸肿，屁股开花，疼痛的半天起不来。男的还好说，只要不是摔断了胳膊和腿，都碍于面子呲着牙都忍了下来。而女的可不一样了，那种突然而至的疼痛感，让她们无所适从，本能的就开始嚎啕大哭，青海、甘肃、陕西的女人声音比较大、比较粗犷，而河南的女人呢，一面嚎哭，一面喊“娘啊”、“哎呦我嘞亲娘啊”，仿佛这样才能抵消疼痛带来的伤害。

这次巡诊组都是青管局职工医院的，三个女的，三个男的，其中一个高高瘦瘦的女人，是河南人，等到达安多北部的那个游牧小村时，这个女人已经从马上摔下来五次了。王义方很机警，自刚踏上草原从马背上摔下一次后，就再没出现这样的事了，但到安多这个巡诊点时，还是感觉屁股上灼热的痛，用手一摸，才发现黏糊糊的血液早已涂满了马鞍，屁股上的裤子早已磨穿了。那时候，有些农牧民家里已经有了缝纫机，王义方就拎着破裤子，让他们缝补，反正农牧民对来往的人都很热心，王义方自己都记不起来找他们来缝补过多少次了。

晚上，出于看病需要，当地牧民就安排王义方三个男的住土坯房，而三个女的则住帐篷，虽然有些不满，但还是接受了。尽管劳累，三个男医生还是给一些群众看了病，然后就在牛粪燃烧的温暖中，很快睡着了。天将亮的时候，藏北安多草原却飘来了雨，一滴滴落在那土坯房上，不一会又顺着房顶的草席，搅浑着泥沙，落在屋子里、落到床上，有一些还亲吻三个沉睡的男医生的脸颊、额头、黑发。王义方仍然反应最快，赶紧喊醒两个同伴往外跑，谁都不希望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啊。被雨声吵醒的牧民群众已经起来，还有三个女护士，都从帐篷里走出来，当看到王义方三人满脸浑身的黄泥巴时，都忍不住大笑，几分钟都直不起腰。她们从来都没见过英俊帅气的王义方也有如此落魄的时候，顿时心里充满了无限安慰。后来，王义方他们三人就总结出了经验，只要一下雨，就赶紧往外面跑，哪怕淋个落汤鸡，也总好过浑身黄泥被她们笑话的好。

刚去的时候，吃饭也没有问题。由于天冷，农牧民考虑到医疗队初来，就杀了一只羊，整整让他们吃了一个月。大米饭就着辣椒炒羊肉，在藏北的草原上一定吃的有滋有味。一个月后，羊肉吃完了，大家就辣椒面就大米饭吃，这对王义方来说，简直就是天大考验。只要拌上辣椒面，王义方一口吃不下，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县委县政府考虑到王义方的特殊情况，就每月给他配给了5斤黄豆，当下米饭的菜。王义方头一天还吃的津津有味，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竟然拉不出一点大便，这更让王义方愁思百结。王义方不好再向组织提要求，就悄悄的给父亲王会宾写了封信，想吃点萝卜丝咸菜。王会宾那时候的“右派”帽子刚摘掉，正一心扑在采煤技术的研究上，但对儿子的请求还是放在心上，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儿子很懂事，不会无故提要求的。王会宾转了整个市场，最终只买了两袋酱油膏给儿子寄了过去。王义方收到父亲邮寄的酱油膏无比高兴，从那后别人都是白米饭拌上红辣椒油，只有他的碗里是紫红的酱油膏，这让别人羡慕了好一阵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骤起。同年9月17日，王会宾在走投无路、求告无门的情况下，怀着屈辱困惑和孤苦无助的决绝心态，同相濡以沫、风雨同舟40余年的夫人李孟清一同弃世，时年68岁。王义方至此都没吃上父亲的萝卜丝咸菜，但每每回想起父亲邮寄的酱油膏，总会不由自主潸然泪下，哪怕是在梦里醒来，也总会看着窗外的月亮，想着遥远的父母亲和那遥远的酱油膏。

39年藏北从医路，最后悔的就是当院长

王义方最自豪的就是他的看家本领，给患者“看病”。从1958年来到青藏公路管理局卫生所，王义方遇到了很多疑难杂症，也耗费了他很多精力，但最终也都有惊无险的克服了。

1960年，杨业海的父亲得了肺结核，空洞型的。旁边的血管都给侵蚀透了，都是小洞，还咳血，血里面含有细菌，结核菌，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当时，青藏公路管理局职工医院就安排王义方主治，所有的结核病药都用上了，就是控制不了。王义方实在没办法了，就给医院打报告，休假一个月。医院同意了，王义方带上简单的两件衣服，直接奔赴天津，找到他当时在天津市结核病医院工作的同学，让他帮忙，去结核病医院自费进修一个月。一天后，那个同学带着王义方去了天津结核病医院，而且是免费学习一个月。王义方利用这难得的学习时间，白天认真阅读相关书籍，跟经验丰富的专家请教，晚上躺在床上，不断的揣摩、融会，甚至在梦里还不断演练。

一个月很快，王义方急匆匆的返回青藏公路管理局职工医院。他先是利用吸管给杨业海的父亲打麻药，为其止咳，缓解病人的疼痛。又嘱咐病人侧躺，减轻空洞的压力，持续坚持了一星期，可效果仍不理想，疼痛虽然减轻了不少，但空洞还在那儿，还是咳血，病情仍没有得到全面控制。

王义方走下医院病房楼，心里苦闷极了。他怎么也想不通，明明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在真实的病情面前竟然发挥不出作用，是知识落后了，还是自己太笨，没有悟道治疗洞穿性结核病的真谛呢？

七月的格尔木，白天温度虽然也热，但到了晚上尤其是夜里是非常凉爽的，甚至有些冷，外出的人常常是要穿上外套的。夜里两点多，王义方没注意到自己身上还穿着白大褂，只是感觉到此时的格尔木，还有盐桥路，都是那么寂静。月亮撒着清辉，像蒙了灰尘的水晶帘幕，跳着单调的舞曲，既没有耀眼的光亮，也没有炽热的温度，仿佛只是应付着闪烁的星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呼呼的夏风，伴着乱舞的飞沙，吹起了王义方那早已染满了污渍的白大褂，又吹响他瘦弱的肌肤，让他连续打了六个喷嚏。王义方几乎就要喘不过气了，等过了好一段时间，缓过劲来，用纸去擦鼻涕时，突然停了住手。如果打喷嚏向外排气，可以暂时让人放松，减轻肺部压力，那面对结核病人为什么不可以使用呢？王义方在空寂昏暗的盐桥路上，像一道白色的影子，直接飘回了病房楼。

当夜，就给杨业海的父亲人工气胸。同时，继续坚持以前的结核病治疗。等到肺压缩了百分之三十之后，病人的咳血完全停止了，洞穿症状也消失，疼痛也不明显了。后来又坚持用药一年，结核病就痊愈了。

王义方的这种刻苦钻研、一心看病的行为，不但得到了患者的广泛赞誉，同时也得到了同事和组织的普遍认可。1966年，西藏自治区召开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学习大会。当时，那曲地区整个医疗队党支部给一个名额，大家一致推荐王义方，但那曲地委不同意，因为王义方的父亲已经被打成了“右派”。后来，医疗队党支部派专人说明情况，这个人确实很好，别人不能代表。最终，王义方代表整个那曲医疗队参加了学习大会。

因为王义方一直做医生，做过科室负责人，但没有明确过职务。一般的医生工作5年，就可以提主治医师，但王义方提主任医师却整整用了22年。1978年12月3日，王义方的父亲王会宾得到平反。第二年，王义方入了党。1980年，王义方任主治医师。但国家没有忘记王义方，他这个一直游走在青藏公路和农牧的巡诊医生。

1983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三部门为王义方同志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授予荣誉证书。1993年10月1日，国务院为了表彰王义方为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决定从1993年10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

王义方医生有两个偶像，一个是教会他“朝学暮想、夙兴夜寐”做人做事的父亲王会宾，另一个是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心血管专家钱文俊。前者，王义方做到了，并引以为豪，而后者，则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钱文俊医生在心血管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临床研究，并做了很大的贡献，被任命为人民医院副院长，又被选为十四大代表。但钱文俊只当了半年副院长就主动退了，只当科室主任，并长期专注心血管方面研究，颇有建树。而王义方，从副院长、院长开始，到退休，整整干了16年。

听王义方老先生说，他常常夜里醒来，望着窗外的月光，会不由自主落下两行清泪，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痛：后悔当了副院长、当了院长。（作者：左中有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格尔木办事处）